蒙古大夫也曾領先世界？蒙元大征服時期的草原醫學與防疫體系啥樣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英美遊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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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軍南下後第一次遇到的疫情出自冷門史料《太乙統宗寶鑑》①，按此書的說法，1211年七月②蒙古軍進攻烏沙堡，守衛金軍因“兵疫大喪”而潰敗。但仔細研究一下即可看出這條記載的來源和準確性都有疑問：這段關於完顏承裕官職的變更與《金史》所載的官制相沖突③；關於烏沙堡之戰，《金史》僅稱蒙古軍趁金軍不設備之際發起奇襲，《太乙統宗寶鑑》卻多了“兵疫大喪”這個細節。
然而依照那時蒙古軍的抗疫能力來看，如果當年真的有這麼一場能致使金軍兵力大損的疫情，很難想象蒙古軍能不受影響地南下連戰數場和大範圍攻城略地（反例就是下文1232年的汴京疫情），因此這個“兵疫大喪”的說法只能是難以立足的孤證。
蒙古軍第二次也是真正在官修史書上可考的第一次遇到瘟疫是在1214年初，據《史集》記載，1214年蒙古三路大軍在掃蕩完華北迴聚中都時遇到了一場熱病，很多人都病倒了，術虎高琪還建議趁機襲擊蒙古軍，卻被完顏福興勸止。④
在第一次西征後期，蒙古大軍從中亞回師的途中爆發疫情，大多數將士倒下。⑤由彼得·傑克森研究所得的導致此前兩萬蒙古軍從印度撤軍的酷暑、資源的缺乏與人手的短缺，這四個因素最終讓成吉思汗打消了從印度返回的計劃。⑥到了滅西夏時，蒙古軍在甘肅境內發生病疫，全靠耶律楚材用大黃治好了數萬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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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軍在征戰途中遇到的最大瘟疫非1232年汴京之疫莫屬：1232年三峰山之戰後，三月窩闊臺至汴，命速不臺等攻城，金軍靠着皇帝親自督戰以及火器守城達十六晝夜，據說內外死者以百萬計，這當然是誇大，蒙古軍兵少，一向十分愛惜兵力，不願強攻堅城。
速不臺見短時間內無法破城，同時蒙古軍在城外染上疫情⑧，便以避暑爲由退至汝州大掠糧草，改爲等待金軍兵疲力盡。大約在四月汴京果然發生瘟疫，五十天內死者據說達九十多萬人，如果這個數據屬實，那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疫情在一個城市內造成的死亡數的最大值。
可以說這次疫情對雙方戰鬥力均有削弱，金廷屢次試圖對外求援全部失敗，士氣遭到沉重打擊，最終於當年十二月逃亡蔡州。同時北返的窩闊臺也染上瘟疫，留下拖雷爲救窩闊臺以身代死的傳說。
1235年秋，窩闊臺第三子闊出等人自唐鄧地區南下進攻南宋京湖地區，攻破棗陽後在襄陽受阻，次年八月重整旗鼓攻克襄樊，連破郢州、荊門、隨州、德安府等地。當年十月闊出大概在鄧州去世，而《元史》與《史集》都沒有記載闊出的死亡原因，可見他並不是戰死沙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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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當時的蒙古軍是不會放過任何敢殺死黃金家族皇子的城市，可以參考一下同樣是在征戰途中喪生的皇室成員：察合臺子木禿堅，死於一次西征時期的範延堡，成吉思汗攻下該城後將其夷爲平地；成吉思汗庶子闊列堅，死於二次西征時期的科羅姆納，拔都在攻下城市後進行了殘酷的屠殺。而且蒙古官方史料並不避諱皇族戰死，木禿堅與闊列堅的戰死都在《史集》裡寫得明明白白。⑩綜上所述，闊出應該也是染病而亡。
1259年，蒙古軍隊進攻四川的過程中，由於部隊內瀰漫着疫病，大大影響了戰鬥力，即使這不是蒙古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也是重要因素之一。⑪首先是紐璘一部最先爆發疫情，儘管擊退了來攻的呂文煥軍，但終因疫情撤退。等到蒙哥圍攻釣魚城時，更是“軍中大疫”，⑫隨軍的月舉連赤海牙奉命製造酒麴防疫，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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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方法後來在1278年也用過，由於川蜀地區流行嵐瘴，二月廢除了酒禁令，四月又頒佈了全國範圍內的廢弛酒禁，目的是爲用酒禦寒防疫。對比一下蒙哥之父拖雷也是在瘟疫的同時飲酒過量而死，⑬如今酒卻成了治病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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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鐵騎席捲歐亞，最常遇到的自然阻隔就是“水土不服”，異地調兵固然可以斬斷軍地關聯而利於制御，但勞師遠征歷來爲兵家之大忌。
1285年，忽必烈之子鎮南王脫歡發兵攻安南，五月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師。⑭朝臣劉宣曾檢討說：“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需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
從現在的眼光看元軍敗北的原因很多，其中疫病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素，處於長途奔襲形勢下又染病，這場戰爭註定要失敗。到了1289年五月，忽必烈下詔：“季陽、益都、淄萊三萬戶軍久戍廣東，疫死者衆，其令二年一更。”
從成宗朝到文宗朝（1295-1332）的37年間，見於史書記載的疫病流行約有十五六次，平均每兩年半就有一次，相比忽必烈時代流行密度明顯提高，其中武宗朝與英宗朝幾乎年年疫情，仁宗朝相對較少。
到了元順帝統治的三十多年間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發生。1334年長江下游地區發生大規模疫情，政府遂發義倉糧賑濟災民，按官方數據共達572000戶。1358年，京師大飢疫，死者相枕藉，朝廷在京城至盧溝橋一帶前後用鈔27000多錠安葬20萬死者，又向病人發放藥物進行治療，大行善事。
此外就是14世紀爆發的黑死病，雖然爆發的起源至今有爭議，也並非由蒙古人直接引發，卻是蒙古帝國所帶來的東西方交流的最負面影響，加速了帝國的終結。
從大體上說，元朝疫病在南北方都十分頻繁，北方多集中在人口集中、記錄詳細的京師地區；南方除嶺南外，東南沿海是高發區。前期疫病多與對外戰爭有關，後期則與社會動亂有關，可以說政治局勢和戰爭是自漢以來引發疫病流行的兩個重要因素。
社會問題的產生，必得有相應的社會主體去解決，儒醫便承載着解決這種瘟疫流行的歷史使命。一方面，他們順應時代需要，積極地救護多災多難的大衆蒼生，另一方面，在醫者“動關性命”的社會良知感召下，出於醫學實踐和對現實的思考，他們提出了對古聖先賢的存疑，並提出自己的心得創建。
如金元時期的李杲就在闡發《脾胃論》時，緊密結合汴京大疫的情況：“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從內因上分析原因是“胃氣虧乏久矣”。金元政治變革成爲醫學發展的思想基礎、人才結構與社會實踐基礎，從而最終促成中國醫學發展的原始性因素。
雖然蒙古帝國的歷史作用在史學界飽受爭議，但有一點是舉世公認的重要貢獻：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⑮在元朝的統治下，不但把東亞極多的利好帶到了西方，也將難以計數的西方好處帶到了東亞。
元朝是中國醫學的黃金時代。元代醫藥學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取得了較爲突出的成就。這主要表現在醫藥學組織的健全，對學校教育的重視，醫學流派的形成，基礎理論研究和各科診治的深入，尤其是外科骨傷科成績顯著，以及一大批醫學家及重要著作的涌現等。
忽必烈於1260年設立了中央醫療機構太醫院以掌管全國醫藥事務，1269年設立御藥院管理藥物製造與儲藏，1271年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多處安樂堂專門爲軍人看病，1273年又設立御藥局掌管大都和上都兩處藥物事，1282年成立典醫署領導東宮太醫，元朝不少名醫就出身於上述醫療機構。
金元時期繼承了前代的防疫思想和措施，在相關方面有着許多積極舉措。元朝政府中有專門的官員負責醫學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⑯，當時太醫院和各省的醫學提舉均刻印醫書，既發展了醫學又向民間推廣了醫藥知識，不僅官府，民間也不乏醫書。⑰
蒙古統治者出於對中原傳統醫療的需要，對醫療人員採取保護態度，在征服時將其列入赦免之列；元代醫生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待遇也較歷代爲優。元代設有民間的醫戶制度，戶籍由太醫院管理，還在各地設立了惠民藥局等機構，爲民間醫療服務⑱。
瘟疫發生後朝廷組織醫戶參與治療，提高了救治效率，醫戶是政府規定可以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按規定可以免除差役等，得到政府的保護。⑲政府還在各地設置醫學，學生主要來自醫戶子弟，並定期由各地醫學教授對醫戶及醫學生定期進行監控。醫戶制的出現相比前朝來說對抑制疫病流行能夠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普及程度可能比較有限。⑳
在醫學教育方面，元廷從1262年起就在各地設立學校，1272年又設有專門管理醫學教育的醫學提舉司。元代醫校分科比較細，在中醫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正骨科，這是蒙古族善於接骨治傷的經驗與與中原醫學傳統相結合的產物。與此相同的是元朝醫學分科比前代更細，唐朝分四科，宋朝分九科，元朝增至十三科。
郭沫若曾把中古時代的阿拉伯科學文化和中國科學文化視爲當時世界文明的兩座高峰，而蒙古在中亞的擴張不僅導致了移民和人口遷移，而且對阿拉伯物品和知識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元代是西域方藥東漸中原最鼎盛的時期，蒙古西征對於醫學推進最基本的貢獻是讓西域藥物大量輸入，許有壬在《至正集》卷三十一《大元本草序》中說：“開闢以來，幅員之廣，莫若我朝。東極三韓，南盡交趾，藥貢不虛歲。西逾于闐，北逾陰山，不知各幾萬裡，驛傳往來，不異內地。非與前代虛名羈縻，而異方物產邈不可知者，此西北之藥，治疾皆良。而西域醫術號精，藥產實繁，朝廷設官司之，廣惠司是也。”
回回醫藥是元代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負責管理御用回回藥物的廣惠司於1270年設立，隸屬於太醫院，是元朝的獨創之舉，它不但爲京師的皇家侍衛提供診治，還爲京師寒而無助之人提供福利（專設的廣濟提舉司也負責爲普通百姓治病），地位很高（提舉屬正三品）。
1292年元廷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設一回回藥物院，使阿拉伯醫藥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管理體制。設立三個阿拉伯式醫療結構並由域外人士執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爲促進中外醫學交流和中醫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詳載回回醫藥學的大型綜合性著作《回回藥方》以及《飲膳正要》《瑞竹堂經驗方》等著作均有回回移民撰寫或翻譯成漢文，極大地豐富了祖國醫藥學寶庫。有種叫作“和沙拉卜都”的回回藥，據說可治120種疾病，回醫的醫術受到時人稱讚。㉑
元朝是回回醫藥的鼎盛時代，明以後文獻中已很少提到回回醫藥，但《本草綱目》和《普濟方》等明代藥方中仍保留很多回回藥方。
在回回醫藥傳入中國的同時，中國傳統醫藥也在西亞伊利汗國廣爲傳播。旭烈兀西征時帶去了包括醫生在內的上千漢族匠師，這些醫生中有不少人在汗國任職，1304年，合贊汗得了眼疾，多虧中醫在身上兩處採取放血治療。著名的《史集》作者拉施特也曾在合贊汗的主持下編纂了《伊利汗中國科技珍寶書》，包括四部中國醫著的波斯文譯本。元代中醫在伊利汗國的傳播加強了中國醫學在阿拉伯的影響，按鄭和的發現，波斯的忽魯謨斯“醫卜、技藝皆類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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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中醫流派形成發展的重要時期，“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直到清代，都有《四庫全書·醫家類》說：“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他們的學說打破了因循守舊的局面，開創了中醫學術的爭鳴：內科方面對傷寒病的研究診治最有成績，代表人物有王好古、李杲、朱震亭等人。㉒
外科代表人物則有危亦林、李仲南、齊德之。在鍼灸學方面則有滑壽、羅天益、王國瑞、杜思敬、忽泰必烈等人，從元朝前期到元朝後期都少不了各民族醫生對醫學的貢獻。
元代醫藥學的成就還表現在少數民族醫藥學家及重要著作的涌現，寧夏、青海、雲南等民族區域的綜合科技勢力較宋代又有了新的發展和提高：除了蒙古族的薩遷（著有《瑞竹堂經驗方》）與回族的愛薛外，維吾爾族翻譯家安藏曾將《難經》、《本草》等漢文醫書翻譯成維吾爾文，忽思慧《飲膳正要》裡也有維吾爾族的飲食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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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①《太乙統宗寶鑑》：三年辛未二月，金拜參知政事完顏承裕爲西南、西北安撫使，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尚書省統兵御邊，議築烏沙城以屯軍馬，烏沙當衝要，善水草。七月，太祖皇帝遣兵徵之，思忠等不備失利，兵疫大喪，大敗烏沙營。八月，太祖皇帝率衆內親侵，承裕等不利，退入翠平口，抵宣平，天兵躡其後。承裕軍氣喪，遂出宣平。九月，退至會河川，兵大潰，遁入宣德。天兵遂破德興，進突居庸關，京師大駭。忽殺虎兵七千戰於安定，又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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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段最後一句話明確將常被混淆的胡沙虎的定安之戰與完顏承裕的野狐嶺之戰（見《金史》各本傳）分開。
那些幸福感强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这样的父母……
②按照《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蒙古軍在攻打烏沙堡前，最晚在七月初就已經有西路軍對山西發起進攻：“秋七月十八日丁酉夜，韃靼猝至，與金人戰於灰河。”
③《金史》卷九十三記載了完顏承裕和獨吉思忠官職變遷：
（獨吉思忠）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於會河堡雲。……（完顏承裕）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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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金制，西南、西北路有招討司而無安撫，設安撫司的行政區劃多是不大的一路，沒有西北、西南這種泛名。另外，安撫使是正三品，而參政是執政，從二品，在《金史》中，參政拜安撫屬於貶官，所以《太乙統宗寶鑑》裡冒出一句“拜參知政事完顏承裕爲西南、西北安撫使”是很有疑問的。
④《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春三月，成吉思汗駐紮在上述中都城境內。阿勒壇汗就在這座城裡。在其他異密參加下，他與其軍隊的統帥名叫九斤、號稱元帥（意爲統率全軍的異密）者進行商議；九斤就是曾與成吉思汗打過一次仗的前述異密。[提出的問題是：]“蒙古軍[不習慣於]天氣熱全都病倒了，現在我們就去同他們作戰嗎？”另一個官居宰相的異密福興丞相說：“不行，我們徵集來的軍隊，妻子、兒女都在外地，無法知道他們每個人的想法。如果我們敗了，他們全部走散，即便我們把蒙古人打敗了，我們的軍隊也全都跑到妻子、兒女處去了。祖宗社稷所在、帝王之尊，豈可爲此孤注一擲！事情務必三思而行！現在只好遣使請降，等[蒙古人]退走後，我們再另作商議吧！”
《聖武親征錄》的對應內容爲：
甲戌，上駐營於中都北壬甸。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疲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姑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那年冬天，他們在不牙-古不兒境內過冬……由於氣候惡劣大多數[蒙古軍]都病倒了。成吉思汗發佈命令，要每家爲每個蒙古軍人舂米四百“曼”。
⑥K.S.拉爾在《哈勒吉史》中總結出日後蒙古察合臺汗國敗於印度德里蘇丹朝的五點原因：蒙古軍重點並非印度；蒙古軍實際戰鬥人員較少；蒙古人素質下降；蒙古內亂導致無法持續進攻；印度領袖的個人因素（轉引自G.D.古拉提《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
⑦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大黃愈疾》：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⑧《金史·國用安傳》：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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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史集》第二卷：合罕有心讓他作自己大位的繼承者，但他還在窩闊臺合罕生前就死去了……同年，窩闊臺合罕在阿昔昌草原指派自己的兒子闊出和拙赤-合撒兒的兒子宗王忽禿忽前往被稱爲南家思的摩至那。他們進向那裡，奪取了襄陽府和江陵府，並在途中洗劫了吐蕃地區。
《元史·太宗本紀》：八年丙申春……冬十月，闊端入成都。詔招諭秦、鞏等二十餘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張柔等攻郢州，拔之。襄陽府來附，以遊顯領襄陽、樊城事。
《元史·塔思傳》：丙申冬十月，復出鄧州，遂至蘄、黃。
《續資治通鑑·宋紀一百六十八》：蒙古安篤爾招徠吐蕃諸部族，賜以很符，略定龍州，遂與庫端合兵，進破成都。會聞皇子庫春薨，庫端旋棄成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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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出在再次攻佔襄陽後病逝于軍中，塔思帶領大軍從鄧州出發，按原計劃從郢州向東前往蘄州。
⑩《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在範延堡戰役中，成吉思汗心愛的孫兒、察合臺的兒子與嗣位者木-禿堅中箭後，傷發死去。
《史集》第二卷：接着，他們又佔領了亦客城。闊列堅在那裡受傷死去。
⑪郝經《東師議》：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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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元史·史天澤傳》：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溯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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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兀魯黑那顏和唆魯禾帖尼別吉》：
他隨同合罕出征契丹，並且，如前所述，以堅定和果決、才能和武勇去完成這個使命，由此那些東方的省份被征服和削平。在他志得意滿地歸來時，宇宙是他的奴僕，星空服從他的願望，他變得來從早到晚耽溺於杯中物，於是他害了病，兩三天尚未過去他就一命嗚呼。【相關注釋：這無疑地是事情的真相，因爲蒙古人都是酗酒者。然而，在拖雷之死的蒙古說法中，事實被奇怪地理想化了。窩闊臺在出徵中國時生了病，珊蠻說他的病是當地山川鬼神作祟。拖雷請求由他代替，飲下一碗珊蠻念過符咒的神水，不久後就死了。見《元朝秘史》，第272節，也見伯勞舍編拉施特，第220—1頁。】
對於拖雷之死，《蒙古秘史》、《史集》與《元史》都記載拖雷代兄而死，後兩者中從拖雷飲下咒水到他去世都隔了一段時間，秘史則是說完遺言剛出門就去世，幾乎明示拖雷直接死於那碗咒水，這種美化拖雷的情況是本書的政治傾向之一，參考冷研《鐵木真的部下真被大鍋燉了？《蒙古秘史》裡的另類成吉思汗故事》。
⑭《元史·世祖本紀十》：（二十二年五月）適暑雨疫作，兵欲北還思明州，命唆都等還烏里。安南以兵追躡，唆都戰死；恆爲後距，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毒發而卒。
就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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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金帳汗國興衰史》：金帳汗國的統治者們不會一般地考慮到發展城市的文化意義，而只是單純地盤算着從商業與手工業上徵收各種賦稅將鉅額收入納入汗的金庫。他們很快就瞭解到從通過這個地區的舊商道上可以獲利。經由不裡阿耳、羅斯諸公國、克里木與伏爾加河下游到花剌子模去的（從花剌子模又可以通往中亞、蒙古、中國）舊商道引起了金帳汗極大注意。在以往的任何時期，亞洲對東南歐的貿易以及通過東南歐對西歐所進行的貿易從未達到金帳汗國時代那麼大的規模。
⑯《元史·百官制》：醫學提舉司，秩從五品。至元九年始置。十三年罷，十四年復置。掌考校諸路醫生課義，試驗太醫教官，校勘名醫撰述文字，辨驗藥材，訓誨太醫子弟，領各處醫學。
⑰1306年平水許宅曾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30卷；1307年梅溪書院刻《校正千金翼方》30卷；1339年江西醫官提舉司和建寧路醫館提舉司同時刊刻危亦林《世醫得效方》。
⑱《元史·百官志》：大都惠民局，秩從五品，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藥修劑，以惠貧民。中統二年始置，受太醫院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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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制條格》卷第二十一：各路置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庶使貧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⑲《元典章》卷三十二：（1262年忽必烈下詔）若有諸投下、官員人等於本路醫人處收買藥物，依理給價，無得抑勒取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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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元典章》卷三十二：比年以來，一等庸醫不通《難》、《素》，不諳脈理，至如藥物君臣佐使之分、丸散生熟炮煉之制，既無師傅，詎能自曉？或日錄野方，風聞謬論，輒於市肆大扁‘儒醫’。
㉑《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二《西域奇術》：任子昭雲：“向寓都下時，鄰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雲：“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㉒《醫史·東垣老人傳》：彼中民感時行疫厲，俗呼爲大頭天行。醫工遍閱方書，無與對證者……君獨惻然於心，廢寢食，循流討源，察標求本，制一方，與服之，乃效。
㉓元末來華的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寫下一段廣州所見：
城市中央有一座富麗堂皇的廟宇，設九重門。每道門內都有明柱和石凳若干，供人們歇足。二、三門中間有房舍數間，供盲人及殘疾人居住，由宗教基金中撥款，供應他們的衣食。其他各門之間也都如此。廟宇內還有醫院和膳房，有專門的大夫和僕役。人們告訴我說，凡失去謀生能力的老人、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都由這座廟宇供給衣食。此寺廟系某位帝王修建，並規定該城及郊區的部分農村、田園之所得必須全都捐獻給寺廟。因此，人們將那座帝王的像懸掛在寺廟內頂禮膜拜。
